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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城记》:从书斋人到社会人的成长

《三城记》

张柠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今年是雷诺阿去世百年,法国多地将举办他的画展。图为其代表作《巴黎新桥》(局部)

潘凯雄

张柠写作并出版长篇小说了。

这个事实引发媒体关注的第一个点必然跑不掉张柠作为评论家或学者的这个身份标签,他毕竟是近年来继吴亮出版长篇小说《朝霞》后又一位出版长篇小说的评论家或学者了;如果再有几个评论家或学者如此“反水”下去,也许会被总结为“XX现象”。这不奇怪,做媒体的善于这种捕捉与概括。但于我这种非媒体人、或者也算忝列文学中人而言,首先关注的倒未必是作者的身份而是作品本身的写作。虽同为文学中人,但似乎还没有哪一条能够断然决定谁只能写小说谁又只能做批评的身份宿命。

不过,理归理儿,事实终究是做了几十年的评论突然掉过头来写起了小说,这终究还是分属两种十分独立的文体。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所谓“评论家写小说”这个话题的背后其实还隐匿着“行吗”这两个关键字外加一个大大的“?”。

姑且先不论 “行不行”如此尖锐的话题,但张柠这次写小说似乎还真是一次精心策划过的“行为艺术”,就在这部长篇小说 《三城记》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我们还在新年不同的文学刊物上同时读到他的名为 “罗镇轶事”和 “幻想故事集”这两个短篇小说系列,前者以写实为主,后者以写意见长。如果不是主观上的这样策划和安排,断断不可能有如此集中的爆发。既然铆足了劲儿以“集团军”的方式亮相,那张柠,你就准备好迎接来自方方面面的鲜花或板砖吧。

以本人的阅读经验,看评论家的小说虽不以其身份为多么重要的标尺,但的确是一看他写作的语言,二看他作品的意蕴。长期的职业习惯,不得不使得评论家的语言多以思辨和逻辑见长,而小说家的语言则多以形象和生动取胜,两者间的沟壑还并不那么容易跨越自如;同样的道理,评论家因其长于抽象思维,一旦写起小说往往情不自禁地会进入“席勒式”的套路,即观念大于形象、思想大于故事;而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作家所擅长的则是用形象、故事、情节和人物等元素传递自己的理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评论家写小说的质量持某种先入为主的质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言。坦率地说,我同样也是不可免俗地带着这种先入之见快速浏览了张柠的《三城记》一番,直到感觉他没有犯评论家写小说的上述“通病”后才开始进入对作品的细读。

《三城记》的故事不复杂,张柠自己对此有一段“夫子自道”:“我陪着我的主人公,年轻的顾明笛,在北京、上海、广州重新生活了一遍,我跟他一起纠结和愤怒,跟他一起生病和治疗,跟他一起犯错和纠错,跟他一起逃避和探寻。跟他一起将破碎的自我和现实变成意义整体。”短短百余言的确就是作品内容的精准概括。《三城记》中集中呈现了顾明笛、施越北、裴志武、劳雨燕、莫柳枝、麦恩梅、张薇祎、万嫣……等一批生于80后的年轻人群像,这是一群几乎从走出大学校门伊始就开始主动“漂泊”自己的“作男”“作女”们,在他们中间,顾明笛显然是作者倾心倾力塑造的一个主角儿。

既然是作者倾心倾力的塑造,这顾明笛当然就是这群“作男”“作女”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被分到国企,虽只是一家公园的管理处,但毕竟是坐办公室的,主要活儿无非就是给领导写写讲话稿,剩下的时光就是一杯茶一张报地混一天,单位离自已独居的宅子也蛮近的,每日依靠“11路”上下班足矣,既能免去乘公交工具的拥挤之苦,又拥有了每日健身所需要的数据。这样的生活自然是一种典型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日子”。

然而,身处“魔都”的这个顾明笛偏偏就是不安于这样一种安逸而死水般的生活,莫名的焦虑整日伴随着他。尽管有当年高中文科实验班的几个小伙伴们组成的读书沙龙相伴随,有张薇祎这样的才气女子与他之间那若即若离的微妙情感相扶持,有那位“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乌先生相指教,顾明笛还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那莫名的焦虑,身体还越来越差,遂毅然辞职去北京广州闯荡,先后涉及报社、高校、互联网、城市与乡村等多种生活,由此辐射社会各个层面的生存和精神状况。而在这些个过程中先后登台亮相的施越北、裴志武、劳雨燕、莫柳枝、麦恩梅、万嫣们虽未必完全像顾明笛这样北上广一路漂泊,但基本上也都是各有各的漂法。其间固然有为生存所需,但更多的还是试图为自己不安分的灵魂寻找一方栖息的家园。

还是回到顾明笛这个原点。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先后游走于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城,《三城记》之书名恐由此而来。而北上广这三座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近40年来走向现代化途程中的三个典型样本,在当下中国也可谓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三座城池。类似我这样从新中国50年代走过来的这一代人脑子里一定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我们的过去曾经经历了严重的物质短缺时代,尔后又是近距离地亲历了那个时代的结束与逝去。现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特别是北上广三城哪里还有短缺?完全就是过剩!君不见国家现在主张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主调也都是一个 “去”字。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甚至过剩的时代,依然还有这样形形色色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化的滚滚历史车轮,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找不到自己的栖息地,流浪与寻找就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旋律。这是一种新的匮乏,是在温饱不成问题、小康触手可及条件下的一种新匮乏!有匮乏就需要拯救,匮乏与拯救,这是人类在走向现代化、置身现代化时代共同面临的宏大的主题之一。

拯救不是空谈,拯救需要行动!《三城记》中以顾明笛为首的这群“作男”“作女”们的“作”就是一种行动、一种实践、一种选择,他们的迁徙史、奋斗史和情感史正是在书写着自己的成长的历史——一个书斋人到社会人的成长。将顾明笛在《三城记》中的亮相和在其作品结局时的行动两相比较,会明显感觉到这个青涩的书斋男面颊上正在生长出些许胡须。行文至此,不禁想到与《三城记》仅一字之差的《双城记》结束时的那几句话,不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今日所做之事,远比我往日的所作所为,更好。我今日所享受的安息,远比我所知的一切,更好,更好。”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来源: 文汇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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